一、足轻在日本是什么意思
足轻（Ashigaru）是日本战国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步兵士兵，他们穿着轻便的装备，并且通常是由庶民或贫穷的家庭招募。足轻通常被用于对付敌方的骑兵，在军队中的地位低于“武士”但比“随从”要高。在战争中，足轻是承担战斗任务和防御城池的重要力量。
虽然足轻的装备和地位远不如武士，但他们通常都有一定的战斗力。足轻与骑兵相比，其最大的优势在于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此外，足轻也会使用各种军事武器，如火枪、矛、弓箭等，作战时可以应对不同的敌人并保护自己。
足轻在日本历史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足轻的出现使得军队士兵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使得士兵的社会阶层得到不断提升。足轻的成长也标志着日本社会和军事系统逐步地摆脱了它过去的封建主义形式。足轻在历史上是日本重要的一部分，他们为日本的统一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足轻的起源产生
足轻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日本历史上一位天皇为了系统化地控制和运用军事力量所作的一次尝试。这位天皇是天武天皇（673~686年在位），他筹划建立一支国家军队，主要由征募入伍的步兵构成。但由于士兵经常逃亡，此制度最终搁置。到了10世纪，政府开始依赖地主阶级所提供的军事服务。地主们拥有马匹，保证了他们在征募起来的队伍里拥有军官地位。他们就是最早的武士，每个人由几十名下级士兵辅助，履行其军事职责。在非军事时期，这些下级士兵是在田间劳作的农民。有的步兵与某一特定家族或地域存在长期关系，他们通常会担当下人（武士随从）的角色，为武士携带装备或充当马夫，还有一项重要职责是收集敌军首级，计入其主人的斩首之数。必要的时候，下人亦会参与作战，特别是武士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但武士的战斗基本上是个人之间的决斗，敌对双方的下人一般只起辅助作用。尽管如此，下人的服务仍受到重视，忠诚的下人有时会被拔擢为武士。
不过，在一支典型的军队里，除了下人之外还有其他步兵，他们所拥有的此类社会义务或个人效力式的联系十分微薄，甚或并不存在。这些士兵通常是匆忙招募来的，所受训练很差，装备低劣。在武士战争英雄事迹的编纂者笔下，几乎没有这些无名士兵的身影。只有仔细阅读，才能看到他们的确存在于战场上。奇怪的是，尽管有关战争的文字记载忽视了步兵，这些时期存留下来的艺术作品如绘卷和屏风却没有忽视他们。例如《平治物语绘卷》就描绘了大量步行作战的士兵。绘卷作者显然曾花费极大心力来表现步兵与地位高贵的骑马武士之间的差别：武士的盔甲更齐全精良；步兵的外貌较为粗鄙、满脸髭须，显然缺乏武士的高贵气质。还有的作品反映了武士与步兵的职责差别：武士以骑射显示武勇，步兵则是一帮放火焚烧建筑物的暴徒。
源平合战（1180~1185）中，源氏击败对手平氏，第一位幕府将军——权力压倒天皇的武家统治者——出现了。但战争仍在继续。步兵不时地出现在战争记录中，或杀人，或被杀。例如史书《吾妻镜》1221年的记载称：
“东军武士遍布于邻近地区，搜查逃离战场的步卒。人头四处滚落，刀刃一再擦干。”
1274年及1281年，由步兵辅助的上层武士击退了蒙古人的两次入侵。此后日本经历了许久相对来说较为太平的岁月，直至皇室为夺回大权进行了一次命运不济的尝试，引发了南北朝之乱。这场战乱以两位对立的天皇的名义进行，持续时间占去14世纪的大半。其中许多战役发生在山区的防守之地，新型的弓箭作战方式因此得以发展起来，即不再由上层骑马武士向目标发射单支箭，而由步兵向敌军倾泻箭雨，这是蒙古人曾对日军用过的战术。《太平记》将这类低级弓箭手称为“射手足轻”，这是“足轻”一词首次在日本历史上出现。1348年四条畷之战中，佐佐木军的2000名士兵有800名是这类“轻装射手”。
一个世纪之后，“足轻”一词再度出现在灾难深重的应仁之乱（1467~1477）的记录中。应仁之乱是一场格外残忍野蛮的战争，战场主要在京都附近，王都的富庶招来了无休止的劫掠、纵火和勒索。京都是幕府将军的驻地，随着将军势衰，大名纷纷崛起。这些下级地主需要作战人员，因此，对那些不满于自身命运的无地农民来说，时代的变乱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人力的卖方市场。从“足轻”一词可以看出，这些农民出身的士兵缺少盔甲和鞋子，甚至连武器也没有，要从击败的敌人那里夺取。他们随便临时参加某个武士的军队，打仗、抢掠然后轻轻松松地开小差。
有野心的大名通过招募这些松散而不稳定的乌合之众，可以将其步兵数量增加十倍。不幸的是，这些招来容易的家伙，往往也很容易开溜，跑回去耕田甚或参与敌方的队伍。他们未受过军事训练，仅为个人利益而投身行伍，并不是进行有组织的战斗、运用越来越复杂的武器的理想人选。这就需要某种延续性，使这些士兵相对稳定在地同一支队伍中服役，一方面提高他们的作战技能，更重要的是教导他们知道忠诚的概念，就像大名的家臣对主上那样忠诚。随着战国时代的延续，这些趋向得到进一步发展，会战、攻城战与战役的规模也越来越大。
最终人们认识到，不管足轻的来源如何，尽管他们与上层武士区别甚大，但双方的作战技能可以互为补充。成功的大名用武士来控制军队，将步兵当作军队的一部分，重视步兵对取得胜利可能起到的作用。
三、足轻的平民伤亡
对有意残杀平民的行为，这一时代的日本著作中很少有记载。当然，这有可能是因为作者认为此类事情不值得一记。1569年武田信玄攻小田原城不下，撤军之前纵火烧毁了城下町。但丰臣秀吉于1587年攻下鹿儿岛、1590年攻下小田原时，没有发生任何与欧洲战争中洗劫城镇相似的事情。不过，有农民军队参战（如信长镇压一向宗徒、岛原之乱等）时，当然是有平民伤亡的，因为此时士兵与非战斗人员的界限十分模糊，反抗者与家眷一同在城中避难。1573年信长攻长岛时，在城周围筑了一道栅栏，放火把栅栏连同城池一起烧掉。岛原之乱则在一场大屠杀中落幕。不过，如前所述，这种事情并不常见。
不过，1592~98年的朝鲜侵略战就不同了。在这场战争中，不能指望受压迫的朝鲜农民转而投效日本军队（尽管确实有少数朝鲜的叛徒从中获得了好处），因此日本军队洗劫了朝鲜的田地和城镇，拿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以供军需。毫无疑问，足轻必然参与了大肆抢掠。至于针对平民的非必要的残暴行为，朝鲜战场上的情况与日本国内战争又不一样。在日本，战斗发生的地点通常是独立的军事城池，而在朝鲜则是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市。在晋州和南原等地的战斗中，日本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杀戮，其中必定有许多平民受害。
表明日本军队在朝鲜的暴行的最有力证据，是一份独特的、默默无闻的记录：日本僧人庆念的笔记。庆念是大名太田一吉的私人僧侣和医生，他把所看到的朝鲜人民经受的苦难和他的想法秘密地记了下来。在有关1597年攻陷南原城的记录中，庆念描述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大屠杀。据他说，日本京都那座臭名昭著的“耳冢”中，不仅有从死去的士兵脸上割下的鼻子，还有数以千计的非战斗人员的鼻子，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他还透露，还有数以百计的人被掳到日本当奴隶。
庆念笔记中另一项记载表明，武士们对待已方的平民也十分残酷。这项记载中的受害者，是被强拉至侵略军中建造蔚山城的日本民夫：
“在做打绳结之类的事时，犯了一点小错就会挨打。有可能这就成了那个人最后一回犯错误（译注：即被打死了），这样的事我见过许多次。……再没有比这里更像地狱的地方了。”
庆念还写道，有一群民夫被派到森林里去砍树，为了修整树干而不得不留在那里，结果被一队中国巡逻兵抓住并砍头。还有“从几千里之外带来”的民夫，在港口装卸日军的战争物资时，身体几乎被背上的沉重货物压折。
除了记载这些令人惊骇的残酷事件，庆念的笔记还清楚地反映了1591年的秀吉发布身份统制令所造成的影响：从那以后，携带武器、统一着装的足轻，与没有武器、地位低下的农民劳工，有了清晰的分别。只要想一想，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丰臣秀吉本人出身于农民，就可以明白，这些可怜的民夫们要想再像他那样发迹，是多么不可能的事。因此有些民夫从军营中逃走也就不奇怪了，他们觉得投奔朝鲜人可能会比留在日军之中生活得好些。朝鲜李舜臣将军的笔记证实了这种现象。据他记载，有一次朝鲜士兵抓到一些日本农民，他们在讯问中说，自己是被岛津军拉来的民夫，由于不堪虐待而逃走。
为什么民夫会受到这样的虐待？毕竟，武士们回国后还要靠这些农民种地。其中的根源可能在于丰臣秀吉那极端过头的一意孤行，这种气氛笼罩着残酷的侵朝战争的全过程。为了达到他无比狂妄的目标，秀吉不惜一切人力和物力的代价。这场战争是一架庞大的恐怖机器，日本军队对卷入其中的人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仁慈，不管是朝鲜人、中国人还是日本人。战争尚未结束，秀吉就呜乎哀哉了，他死后几天，军队接到撤退的命令。曾在朝鲜作战的大名，或隐瞒战争的真相，或压制所有不满情绪。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几乎都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站在失败的一方，由此终结了他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