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归途列车》观后感,结局是什么
归途列车》于2006年开拍，导演范立欣辗转多家工厂，找到了张昌华这个有着十几年打工史的家庭，并通过广州、四川两地拍摄，展现了他们三年的真实生活。
16年前，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妇俩离乡背井去到广州打工。
他们不断寄回微薄的收入，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留在家乡四川的一双子女身上。
“让孩子读书成材，有朝一日能离开农村到城市，不再重复他们的生活。”就是他们对孩子全部的期盼。
但他们的所有期盼在女儿张琴的叛逆行为中被一一打破了。
《归途列车》中，导演用了大量的镜头去呈现夫妇二人的归途。知乎上很多高票回答也在集中这个问题上。大部分人都赞同《归途列车》是在以小见大，用一家之生活看社会农民工之生活。
有人喜欢看苦大仇深的画面，觉得那才是真实。
比如镜头里，农民工一定要为归家而逃票，跟乘务员冲突后痛哭流涕，才叫归家不易；
比如镜头里，一定要有沧桑，一定要有烟圈里若有若现的脸，才可体会生活辛酸。
所以《归途列车》里，车厢里农民工之间的高谈论阔，很多人认为太不实际。
生活苦痛快乐交织，但都是平淡过的。起起伏伏、波涛汹涌，生活里不常见。常见的是小水花小波浪，一家的水花俯冲上来，就有一家的水花平静下去。
《归途列车》里，尤其是这样。
归途这趟列车或许本来就是两方面的。
一方面是张昌华夫妇从广州回四川，其中艰苦万难，为的是回到家这个实体。看看父母老人、看看孩子，叮嘱他们的吃穿住行，叮嘱孩子成绩为先。
等到春节一过，立马返程回到车间，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这是最为内敛、朴实的一种思乡与爱，是中国许多打工家庭的生活轨迹。
只是女儿不懂，所以在镜头面前口无遮拦地说：“他们还不是为钱。”
另一方面，是女儿张琴和父母对“家”的回归。
张琴能真正地理解父母苦楚，父母也能体味女儿心思。这是感情对家的一种回归，也是他们最为需要的回归。
但太难。父母与张琴之间的隔阂太深。所以影片结局以张琴去夜店当啤酒女结束。而不是一家团结和睦，皆大欢喜。
其实很久以前，关爱留守儿童的标语就出来了，物质保障、教育资源，外围的东西大家都在做。因为这相对来说容易。
真正难的，是在孩子与父母之间。隔阂太深，并非列车就可抵达；真正的归途，也并非某地某楼某号。
但如果不离家，哪儿来收入；离家后收入微薄，养家糊口艰难，又怎么能接孩子一同前往；想接孩子去，但各种政策条规束缚，去了未必就是好策.......
归途列车，何处是归程。
二、《归途列车》一部值得看了又看的纪录片
《归途列车》一部值得看了又看的纪录片
《归途列车》始拍于2006年，完成于2009年，由中央电视台记者范立欣组织拍摄团队进行拍摄。先后获得央视和其他海外投资约700万元。结合史料，2006年中国正处于小康社会的建设阶段和脱贫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大，使得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北、上、广、深等发展较快城市，给经济发达城市带来劳动力和市场。而农村人口的迁移带来和农村的衰退和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等社会问题，成为当时社会矛盾的突出之处，影响着乡村人口的幸福感提升。“春运”是这个时期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反映出中国外出务工群体面临的苦难。而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也是拍摄过程中所经历的社会环境的波折。工厂倒闭，工人失业，无疑对当时的务工人口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设立于这种环境下的纪录片《归途列车》，正是从典型视角映射出对于整个外来务工群体的发现和思考。家庭中父母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和个人身上对于求学和谋生之间的抉择都是萦绕在农民工群体心头的困难。
《归途列车》由范立欣和其兄范立明、摄影师孙少光等人组成的拍摄团队拍摄完成。主要制作人员有中央电视台记者的身份和职业能力，可以看出其在影片中对于张昌华和陈素琴家庭现状和思想状态的捕捉和挖掘。制作团队的人数并不多，考虑到拍摄、策划和分机位，可以猜测制作团队身体力行，跟随主演一家记录真实生活。拍摄这类题材的纪录片对于导演、摄像和整个拍摄团队来说，需要真正融入当时的环境，对于体力和精力，还有面对突发状况的处理能力都是一次挑战。
《归途列车》开机时，只有制作团队的个人投资中央电视台投资的约15万元制作经费，在制作过程中，出现了资金不足的情况。为此，导演范立欣将已有素材剪辑成8分钟左右的短片在世界范围寻求投资，获得了来自欧洲、美洲、日本等地的100万美元的拍摄资金。这一经典的资金筹措方式给我带来了很微妙的启发。结合传统的制片人投资方式，以样片投标的方式获得资金有着更大的风险，对影片的质量有着一定的考验，但是无疑这对于拍摄团队来说是更具挑战的方式，导演在面对更多的“制片人”时，有着更大的话语权，能够更好的实现导演心中的拍摄效果。
其次，《归途列车》在融资方面的市场化和国际化给它的发行和展映带来了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先进的国际标准。区别于吴文光导演的个人纪录片《流浪北京》，《归途列车》在院线上映并且有着包括美国、荷兰、比利时等更加广阔的海外市场，这在中国的纪录片历史上应该算是头一次了。
《归途列车》的拍摄手法有着强烈的渲染性，运用到了很多的意象、空镜和俯仰的拍摄手法。举例来说，在女儿张琴的故事线里，初次到工厂做牛仔裤的张琴在完成一捆牛仔裤时，将其堆放在墙角，摄影师跟随其动作将镜头由张琴身上跟随到那困又大又沉的牛仔裤上，随着张琴的返回，镜头在牛仔裤上延续停留。这种带有强烈表现力的镜头似乎想告诉我们对于一个17岁的少女来说完成这些牛仔裤的制作是多么不易。类似的镜头还有在其到理发店剪头出来后，伴随着很“潮”的背景音乐，镜头呈仰角环绕拍摄，这也是电影中常常用来塑造人物形象的运镜方式。可见《归途列车》在拍摄过程中，传递着导演的一定情感思想。
另外，《归途列车》影片中有着大量在人潮中拥挤的镜头，在高处俯视人流的镜头，还有着在列车行进路线上的外景镜头。在拍摄过程中的多部门协同和设备的运送和保护是可以想象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必要的经验是我认为拍摄成功十分需要的因素。在拍摄室内镜头时，纪录片摄影师对机位的把握和对于人物特写、分镜的处理充满了现场感。直接的变焦让节奏跟随着镜头的位置而变化，符合第三者对于事实的认知过程。
《归途列车》在后期制作上加入了背景音乐，这一点我认为对于纪录片定性方面具有很大的决定性。带有情绪性渲染的背景音乐在我看来是纪录片创作者的创作因素占主导，而以往的个人纪录片在制作上往往摒弃背景音乐的运用而采取完全客观的姿态进行陈述。因而，这一特点能够尽可能的标榜纪录片在艺术和纪实这两条路上的权重。
《归途列车》从分类上看，似乎介于真实电影和直接电影之间，既有着大量的旁观视角，也似乎在人物的自述中加入了轻微的诱导。镜头的剪辑看似中规中矩，一定程度上则带着西方电影故事片的剪辑思路。这和融资国际化有关，来自多国的投资使得《归途列车》不再是一部纯粹的国产电影，还带上了西方影视制作标准的成分。这使得该片在后期处理中，很多地方都用到了国际化的剪辑技术，这也给这部讲述中国现象的片子带来了更多可被西方人接受的因素和话语方式。
《归途列车》由于其投资方的多重性，导致了其市场和标准的国际化，在包括美国、日本、意大利等发达国家上映，并在制作和发行方面应用国际标准。值得一提的是其在网络途径传播的首创性。2011年左右，中国互联网行业的起飞之际，这部纪录片也走向了互联网，在优酷、腾讯、爱奇艺等多个平台上映，实现了线上和线下放映的互动。国际与国内，线上和线下，在更广阔的空间传播的同时，这也要求纪录片在内容形式上符合不同受众的需求口味。如何在不同的传播渠道都能够使观众在心理和感官方面得到刺激和认同是以后的纪录片都需要注意到的因素，这也给纪录片创作带来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纪录片是艺术还是深度报道这方面的认知，这部纪录片让我系统的梳理了一下思路。《归途列车》记录张昌华一家农民工的务工生活，以“春运”为切入点，两去两回，勾勒出农村人口在城乡巨大收入差距下的艰难抉择和种种真实。如果说纪录片是为真实而生，片中的摆拍镜头明显反驳了这一论断，很多镜头的摆拍带有了强烈的艺术创作因素，即使对事实本身没有影响。相反，从很多镜头和情节中，我们能够够感到导演、摄影师乃至整个制作团队对于张昌华家庭的同情和对于张琴的怜悯和惋惜。这些情绪是影片带给我们的，不仅通过故事的本身，而且通过故事的讲述方式和配乐等后期因素。不得不说艺术创作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纪录片则是在保留最大现实的基础上加入了艺术的表达而产生的。摄影师和导演在拍摄的过程中会受到主观因素的影响，这不是对于纪录片真实性的阻碍，而是纪录片的角度。
即，纪录片以纪录片的角度记录真实。纪录片的角度是感性的，艺术的，创作的，而纪录片的真实是理性的，现实的，客观的。纪录片导演通过真实来传达其感情对于现实的认识和情绪，因而纪录片区别于新闻报道之处恰恰是这部分传达作者情感的因素。
纪录片是艺术，毫无疑问。
三、归途列车女孩最后怎么了
张丽琴是一部名为《归途火车》的纪录片中的四川小女孩。这个小女孩和普通的农村小女孩一样长大了，但她的父母在她一岁的时候就去南方工作，所以她是由她的祖父母抚养长大的。
她和祖父关系很好。祖父去世后，她经常独自为祖父烧纸，并向祖父倾诉她的想法。张丽琴不喜欢她的父母。她的父母不仅从小就没有和她一起长大，而且总是强迫她努力学习。
她厌倦可能是因为她的成绩不是很好，所以在她17岁的时候，她决定像朋友一样在南方工作。因为她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就像其他任何女孩一样，她需要钱和漂亮的衣服。
张丽琴在深圳工作了一段时间，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她还可以融入到灯火通明、五彩缤纷的歌舞中。和她周围的年轻男女一样，她也在幽灵般闪耀的灯光和震耳欲聋的喇叭声中扭动着在寂静的农村永不扭动的舞蹈。
在离深圳不远的另一个南方城市，张丽琴的父母决定回家照顾孩子和家人，以免在家里重蹈妹妹的覆辙。张丽琴的母亲是一位多愁善感、朴实的农村妇女。
一方面，她担心家里的孩子。在此期间，她向村里的神许愿，希望张丽琴能变得更好。另一方面，她也为丈夫独自工作而感到难过。最后，他们把最重要的希望留给了孩子们。